（西安朝華管理科學研究院 陜西西安 710000）
【摘 要】文章論述了錢學森、胡適、作者本人關于中國教育百年來的三問。反思當代中國高等教育目標方向存在的偏頗，認為百年西化的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丟失了中華優(yōu)秀的教育傳統(tǒng)。作者大篇幅地闡釋了中華優(yōu)秀的教育傳統(tǒng)的內涵，從制度基礎、功能設計、屬性定位、目標價值乃至專業(yè)形態(tài)和辦學模式探索高等教育體制新的選擇：重構“打破政治與教育權力壟斷，社會層級間自由流動”的制度基礎；重建主體功能：培養(yǎng)“先天下而憂”的治國精英；重塑目標價值：國家社會利益至上+個人全面發(fā)展；構建職能凌越、思想獨立和專家治校辦學組織運行機制；深化教育體制法規(guī)改革，回歸本質屬性：國家重器與公器。并探索具體的對策。
【關鍵詞】教育；三問；教育價值；方向；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對策
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在為國家塑造明天。而今天，不過是昨天的明天。因此，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總是既要站在今天，同時又必須站在昨天和明天的角度來審視思考問題。
一、百年三問
近年來，在不斷思考國家、民族、社會的過去、現(xiàn)在與明天的過程中，對于千年科舉、百年西化的高等教育，腦海里縈繞著三個不解的問題——
其一，錢學森之問
2005年，錢老感慨地對溫家寶總理說：“這么多年培養(yǎng)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夠跟民國時期培養(yǎng)的大師相比?！卞X老問：“為什么我們的學?？偸桥囵B(yǎng)不出杰出的人才？”換言之，是不是我們的教育、我們的大學出了問題？
其二，胡適之問
1937年，著名學者胡適針對后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的翁文灝力倡培養(yǎng)煉鋼煉銅等專門技術人才的來信回復到：“此時我所焦慮的是：興學五十年，至今無一個權威政治學者，無一個大法官，無一個法理學家，無一個思想家，豈不可慮……故我以為，中央研究院、北大、中基會一類的機關此時還應該繼續(xù)注重為國家培養(yǎng)基本需要的人才，不必趕在人前面去求眼前的‘實用’人才。無用之用，知之者希，若吾輩不圖，國家將來必蒙其禍。”胡適實際在問，是不是我們的教育、我們的大學出了問題？
看來，這類問題并不是今天的問題，至少是1905年廢除科舉、1910年辛亥革命推翻滿清以來“百年西化”的高等教育的問題。
其三，今日之問
拙著《中國私人資本人格》一書指出，[1]但凡健康成人無一不在一定的現(xiàn)代組織——從家庭、企業(yè)、城市到國家——中作為“組織人”而存在。其工作、生活從而命運依存于其中的組織的命運，一方面決定于外部宏觀制度壞境；另一方面，就組織內部而言，則決定于組織決策者及其群體的人格(素質)。東西方歷史學家研究表明，影響歷史重大事件的決定性（60%）因素是組織的決策者及其群體。[2]
今天，中國在快速崛起，為世界所矚目，對此毋庸置疑，無需贅言。于此同時，必須清醒地看到，中華崛起面臨的一系列危險：社會道德倫理墮落、政治文明的腐敗、知識精英群體犬儒化，等等。究其根源：既與百年民粹、極左政治以及缺乏憲政民主和“物欲主義金錢崇拜”等的影響有關；又與社會主導階層——掌控社會治理權、財富權、技術權、話語權——中部分精英群體的道德倫喪及其示范效應有絕大關系。
問題是，作為“掌控社會治理權、財富權、技術權、話語權的社會主導階層”，均接受過正規(guī)高等教育。也就是說，這一階層的世界觀價值觀基本是在學校，尤其是在高等學校學習階段中形成的。于是，自然要問的是：部分社會主導階層的道德倫喪墮落是否與高等教育有關系？如果有關系，是不是我們的高等教育出了問題？
答案，應該是肯定的。
明確地說：在拯救民族危亡，建設獨立強盛自由平等新中國的百年奮斗中，對傳承弘揚中華文化文明以及中華高等教育優(yōu)秀傳統(tǒng)過程的阻斷，百年西化的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丟失了中華優(yōu)秀的教育傳統(tǒng)。
那么，中華民族優(yōu)秀的高等教育傳統(tǒng)是什么呢？
二、優(yōu)秀傳統(tǒng)
縱覽歷史，就會看到，中華高等教育的優(yōu)秀傳統(tǒng)，集中體現(xiàn)在中華文化文明處于上升期的唐宋科舉制度中；在近代，則體現(xiàn)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近百所高校70萬師生為存續(xù)中華文脈，歷盡艱險，跋涉10余萬公里，令舉世震驚的“文長征”中。
在1300年的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科舉制度中，明清時代的科舉/高等教育已淪為“豢養(yǎng)奴才的工具”，加劇了中華文化文明的轉向衰敗，故而不論。唯唐宋科舉體現(xiàn)了中華文化文明的勃勃英氣、開拓創(chuàng)新的精神風貌和文明制度創(chuàng)造，成就了如“貞觀之治”那樣的帝國鼎盛，建樹了“精英治國”體制和“王-士二元并治”的開明民主政治，[3]創(chuàng)造了作為西方文官制度源頭的“考官制度”，成為中華文化文明最寶貴的遺產，被稱為中國“第五大發(fā)明”。[4]
這一中華高等教育的優(yōu)良傳統(tǒng)集中表現(xiàn)為——
第一、科舉/高等教育的制度基礎是：打破政治與教育權力壟斷，社會層級間自由流動
科舉制度的產生，是時代、國家對統(tǒng)治人才、統(tǒng)治階級（階層、群體）迫切需求的產物。自隋至唐，通過“科舉取士”，逐步打破社會森嚴的層級界壘和傳統(tǒng)門閥世族對政治權力的壟斷，國家政權向廣大寒門庶族開放，體現(xiàn)了“機會均等、公平競爭、擇優(yōu)錄用”的原則；社會層級間開始形成一條自由流動的通道，為士群體提供了共同的生存發(fā)展的制度基礎和一條走向國家治理和統(tǒng)治地位的法制路徑——從“田舍郎”與寄人籬下的“養(yǎng)士”至“暮登天子堂”的宰相仕臣群體，[5]被西方著名歷史學家湯因贊許為：“人類文明中的佼佼者”。[6]
第二、科舉/高等教育的首要功能是：培養(yǎng)“先天下而憂”的治國精英
自漢唐至宋，科舉已成為政治體系中最為重要的“選（考）官制度”。這一制度的首要功能是為國家治理培養(yǎng)具有“天下情懷”的社會精英。此點尤其體現(xiàn)在由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策論”內容中。如唐光宅二年武則天親主持殿試策問[7]：一政要，二求賢，三隱退，四明王革命，五帝王之道；唐開元二年唐玄宗李隆基主持殿試，策問：立身為官之道；宋紹興二年高祖趙構殿試策問：中興之道；等等。
另據(jù)考證，從貞觀時代起，唐代宰相中科舉出身者的比例不斷上升：唐太宗時期為3.4%，武則天時期為50%；至中晚唐，已高達80％以；至于官員，絕大多數(shù)出自科舉。
這一塑造培養(yǎng)治國精英的特殊功能，適如著名學者布羅代爾在《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與資本主義》一書中所說，是任何一個國家社會都必須進行的“社會上層的再生產”。這是一條普世的法則，西方姑且不論，就以當今中國而論：
2013年，第18屆中央委員中，全部接受過正規(guī)高等教育，其中，僅博士碩士研究生就占到約70%。同樣，被懲處雙規(guī)的處級以上干部，幾乎全部受過高等教育。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婆e尊奉的是以“內圣外王”為最高旨意的儒學“經世致用”理念。不容否認，在儒家學說中夾挾著諸多糟粕，但從蒙訓至四書五經，乃至諸子百家，在近二十年的塾庠科舉教育中，一以貫之的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一中華文化人奉之為“魂魄”的“天下意識”、“天下情懷”。
當一個國家由具有“天下情懷”的精英治理時，這個國家能不強盛嗎？而這也正是秦統(tǒng)一中國之后，伴隨科舉制度的興起，中華帝國不斷崛起的制度與社會動力基礎；同理，當明太祖廢宰相，黜仕臣，啟用太監(jiān)，行獨裁專制，將科舉制度變?yōu)榕嘤胖ぞ撸⒅R分子成為御用文人、奴仆文人之后，中華文化文明便一轉而走向衰敗，江河日下，直至晚清。
中華文化文明、政治制度與科舉/高等教育亦步亦趨，同盛同衰之三曲線，發(fā)人深省。這一史實證明：
以培養(yǎng)“先天下而憂”的治國精英為首要功能，是中國古代科舉/高等教育的首要特征和中華文化文明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是國家民族崛起強盛之本！
——這也是中國古代優(yōu)秀高等教育與西方近現(xiàn)代高等教育的首要區(qū)別。
第三、科舉/高等教育的首要目標價值是“國家社會利益至上”
唐宋科舉制度打破傳統(tǒng)等級屏障，建立開放的社會流動機制，科考入仕無貧貴之分，“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大量中下層知識精英進入國家治理權力中心。在這一過程中，“內圣外王”的政治理想、“先天下而憂”的天下情懷和“公（共）治天下”的價值追求，被制度化為科舉教育的核心目標價值；與同時，唐宋科舉將記錄“古圣先王”治理天下業(yè)績的圣典“六經”，[8]作為科舉教育的基本讀物和科舉考試的重要內容，既使歷史文化經典得以積累傳承弘揚，發(fā)展形成中華傳統(tǒng)文化與文明的博大體系，又以此擢選國家棟梁之才，將此“國家社會利益至上”目標價值人格化為現(xiàn)實開明政體和“公（共）治天下”的“士人政府”，創(chuàng)建出人類古代史最為先進的精英化國家治理體系與高等教育體系。
——這是中華文化文明和古代高等教育的優(yōu)秀傳統(tǒng)，也是與近代西化高等教育的又一重大區(qū)別。
第四、在專業(yè)形態(tài)上：尊重傳統(tǒng)，凌越時俗，思想獨立
自漢以后，并未真正罷黜百家，而是整理經典，弘揚百家，立“五經博士”于太學；辦學與教育方式、教學內容和科考中，允許“論見獨立”與“思想自由”，鼓勵學子闡發(fā)真知灼見，提供治國良策。典型如宋嘉佑二年，蘇軾策論《刑賞忠厚之至論》就國家刑法制度問題竟杜撰出一則堯與皋陶論刑宥的“典故”來支持自己的觀點。[9]若無“學術獨立”“思想自由”之環(huán)境，蘇軾絕難卓秀而出，中國也就少了一位偉大的文學家兼政治家。
用現(xiàn)代語言來作詮釋，高等教育從事的“上層再生產”——從文化文明凝練升華、制度倫俗精神思想訓教風化、科學技能知識傳承創(chuàng)新到國家社會最高素養(yǎng)的精英人才培養(yǎng)塑造等——具有一種凌駕、超越于其他社會職能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要求其“產品”具有明確的社會公共意識和獨立的思想人格，而不是某一或某些利益集團的附庸，而是社會“良知”、社會公共權力——從治理權、資本權、技術權到話語權——與利益的代表者。
這一點在西方文化文明體系、高等教育體系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是西方文化文明的一個優(yōu)良傳統(tǒng)。而這一點卻成為今天中國高等教育的缺陷。
第五、組織運行機制是：教育開放，機會平等，學者治校
唐宋時代，科舉教育的組織運行機制具有由名家儒士獨立辦學、自主教育、因材施教的鮮明特征，并無今天如此分明的官學私學之別；教育組織管理既無近現(xiàn)代嚴格的辦學權審批與壟斷，更不存在“計劃教育”體制。早在1000多年前，中國已初步實現(xiàn)了創(chuàng)辦教育與受教育權力的平等開放、杜絕世襲、機會與權力平等、公平競爭。
上述制度基礎、首要功能、目標價值以及職業(yè)形態(tài)和運行機制組構成為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完整體系，成為中華文化文明珍貴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走向強盛的關鍵與動力。
三、百年西化
如前所述，百多年前，由于明清專制獨裁與“草原主奴制度”對承續(xù)中華文化文明及高等教育優(yōu)良傳統(tǒng)的阻斷，由于唐宋優(yōu)秀科舉制度在明太祖淫威之下變?yōu)榕嘤诺墓ぞ?，也由于百多年前中華民族面對的不是大唐盛世的文明與輝煌，而是蒙滿貴族專制統(tǒng)治的極度朽敗與黑暗，中華民族在抗爭與奮發(fā)崛起中自然選擇了向西方學習，而高等教育也不期自然地走向了“全盤西化”。
在這沉重多難的百年中，中華民族不斷奮發(fā)崛起，終于走到了輝煌的今天；但同時又不可避免地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局限乃至糟粕，至于“百年西化”的高等教育也未能幸免，而在幾個重大原則問題上，迷失了方向——
其一、“打破政治與教育權力壟斷，社會層級間自由流動”的制度基礎嚴重扭曲。
如果說以文化革命及以前，極左的“階級”標準基本粉碎了 “自由流動”“公平競爭”機制；改革開放在破除“階級”標準以后，現(xiàn)實高等教育實際又固化和拉大了不平等的社會等級秩序，“自由流動機制”依舊嚴重被扭曲。
誠如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在《再生產》一書中所尖銳指出的：“教育通過掩飾以技術選擇為外衣的社會選擇，通過利用把社會等級變?yōu)閷W校等級從而使社會等級的再生產合法化，為某些等級提供了這種服務”，[10]成為影響新型國家秩序和社會形態(tài)建設，導致當前社會不穩(wěn)定的重要因素。
其二，在主體功能上，淡化漠視了中國高等教育作為“上層再生產”的首要功能是：培養(yǎng)“先天下而憂”的治國精英。
還在時代巨變，民主共和艱難起步，軍閥混戰(zhàn)，國難家危，國家急需大批深明大義的報國之士的民國初年，高等教育卻被定格為“教授高深學術、養(yǎng)成碩學閎才”，由此遷延百年，至于今天，又進一步降格降等為“高等職業(yè)教育”。
其三、在目標價值上，淡化漠視了“公治天下”、國家社會利益至上的優(yōu)秀傳統(tǒng)。
淡漠了培養(yǎng)“先天下而憂”治國精英的首要功能，效仿西方的“個人價值至上”，加之以“產業(yè)化”的利益驅動，中國高等教育目標價值的優(yōu)良特質與傳統(tǒng)基本已名存實亡。
其四、在專業(yè)形態(tài)和組織運行機制上，實際否定了職能凌越、思想獨立，以及體現(xiàn)這一特質的專家辦學、學者治學，高等學校成為行政性機構的附庸、計劃體制嚴格管控的對象。
總之，近代以來，我們接受了西洋的反傳統(tǒng)反權威的“民粹”思潮，像潑洗澡水將嬰兒潑出一樣，把中華文化文明與高等教育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拋到了太平洋里，我們數(shù)典忘祖了。
于是，在百年高等教育的主體功能上，只留下“研治高深學問”和“科學工具主義”；“金錢+拼爹”成為上升為“精英階層”的階梯。中國高等教育失去了傳統(tǒng)之魂魄；
高等教育的目標價值走向了文化大革命極致政治的另一極端，不注重培養(yǎng)師生的“天下意識”，而是放縱“個人中心”、“唯我主義”和“物欲主義”在校園中泛濫；
在無限制的權力制度面前，由高校走出的一部分人，抱定極端個人主義及補償昔日“寒窗困苦”追尋回報的價值觀走向權力中心，以其制導示范性負效應，加劇了國家民族精神生態(tài)結構的失衡、社會價值取向的迷失、民俗風尚的污濁。
胡適當年所謂“無用之用，知之者希，若吾輩不圖，國家將來必蒙其禍”，竟一語成讖。
講到這里，開首提出的的三個問題應該能夠回答了。
問題是，怎么辦？！
四、選擇與核心
千年科舉與百年西化的曲折發(fā)展業(yè)已表明：中國有自己發(fā)展的道路。
六十多年前，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在其《美國與中國》一書中曾預言：“中國有它自己的生命……不可能想象，現(xiàn)代中國這一人類最大而又最古老的人群，可以納入任何外國強國（例如俄國、美國或者其他強國）的軌跡之內……”[11]
痛定思痛，今天，需要對高等教育體制作以理性審視總結，并以此為基礎，對今天和明天的高等教育體制——從制度基礎、功能設計、屬性定位、目標價值乃至專業(yè)形態(tài)和辦學模式做出新的選擇。
其一、重構“打破政治與教育權力壟斷，社會層級間自由流動”的制度基礎
毫無疑問，要從根本上破除現(xiàn)實高等教育實際固化和拉大了不平等的社會等級秩序，重建“自由流動機制”，這顯然不是高等教育自身所能夠解決的。如同自隋至唐，一種公平公正制度體系的形成走過了幾個世紀，新的“重構”儼然是一個巨大的跨世紀工程，需要的是從社會核心價值觀、政治體制、社會治理模式、社會倫理以及相關法制體系的改革、創(chuàng)新與重建。其中，最重要的是國家社會治理制度的改革創(chuàng)新，這正是中國今天進行戰(zhàn)略性轉型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其二，重建主體功能：培養(yǎng)“先天下而憂”的治國精英
并將這一中國高等教育的靈魂與首要特征首要功能載入《中國高等教育法》，以貫徹實施。
其三、重塑目標價值：國家社會利益至上+個人全面發(fā)展
并將這一目標價值載入《中國高等教育法》，以貫徹落實。
其四、構建職能凌越、思想獨立和專家治校辦學組織運行機制
并將這一運行機制載入《中國高等教育法》，以貫徹落實。
其五、深化教育體制法規(guī)改革，回歸本質屬性：國家重器與公器
為此，應將這一本質屬性載入《中國高等教育法》，以貫徹實施。
其六、在具體創(chuàng)新或重塑高等教育體系過程中——
1）在現(xiàn)行高校中，選擇部分高等綜合類大學，增設“國家治理”學科（或專業(yè)），培養(yǎng)既具有“天下情懷”和“公共角色人格素質”，有志于國家經濟社會各層次領域管理，又擁有不同專業(yè)知識技能的高級管理人才。
2)專設與中央黨校、國家行政管理學院等在職高等黨政干部培訓相鏈接的“國家高等行政管理大學”，以培養(yǎng)國家各級治理系統(tǒng)高等預備人才。
總之，通過深化改革，應使高等教育與民族國家文化文明的內在關系、 “上層再生產”的首要職能及其“國家社會利益至上”的目標價值得以恢復和重建，使得高等教育不僅成為“知識科學、理性與自由、公共精神的教化––策源中心，成為現(xiàn)代社會統(tǒng)一性的終極保證”，而且真正具有“社會最高代表的特殊意義”[12]成為一國之“重器與公器”和“社會的心臟”。[13]
在對“三問”進行思考和探尋答案與解決之道時，有兩點是需要強調的。
其一，總覽中華文化文明發(fā)展、國家政治體制、中華民族國家與科舉制度，以及中國古近代士族精英群體的命運曲線，可以看到，作為展現(xiàn)中華文化文明衍生發(fā)展轉型盛衰運動態(tài)勢的這一束五條關鍵變動曲線，竟表現(xiàn)出高度的同步契合——這是中國也是世界歷史文化的一大奇觀。
僅就科舉制度與中華文化文明的核心——國家社會治理體制，亦即國家政治體制之間的關系而論，正是適應了之一文明核心建設的需求，科舉制度進一步促成了士族、“士族文化”的形成、發(fā)展，使這一新階級帶著蓬勃朝氣與使命信念，由隋起步，至盛唐，走向中華帝國的政治中心，并通過構建中國古代“開明二元政體”，對中華文化文明的建設與發(fā)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同樣，由于明以后中華文化文明核心——國家政治體制的“轉型”質變，科舉制度隨之轉型變質，導致了士族、“士族文化”、以及“開明二元政體”的敗落；由科舉與士族精英的“頹化”，反轉加速了中華文化文明特別是其核心——國家社會治理體制，亦即國家政治體制的衰敗。
簡而言之，中華文化文明體系中的國家政治體制的演變，要求進行“上層再生產”的高等教育（科舉制度）做出適應性轉型變化；高等教育體制的轉型變化，通過其培養(yǎng)塑造的國家治理精英的轉型變化，影響、再造國家政治體制，進而制導中華文化文明的轉型與盛衰。
同理，作為“國家重器”和“上層再生產”的教育制度的根本性改革要以國家社會治理制度、政治體制的改革為基礎與前提。
其二，在高等教育新的探索實踐中，核心、靈魂、首要者，是“目標價值”?，F(xiàn)代高等教育不需要每一位教師和大學生都成為政治家，但中華民族千年的傳統(tǒng)和民族的振興、崛起，需要中國的每一位高等“師表”與學子要有“天下情懷”作“社會良知”！
——歷史業(yè)已證明：這是中華文化文明走向鼎盛之根本，是中華古優(yōu)秀傳統(tǒng)的本質特征。
此非一日之功，卻孕育奠定于大學之中！
近日讀到一本好書——美籍華裔學者寫的《知識人的黃昏》，[14]內中講到，近三十年來，西方發(fā)達國家教育界、思想界同樣在反省和批判高等教育以及知識分子階層中否認社會價值理想，極端物欲主義和工具主義的泛濫，特別強調“知識分子代表社會的良心”。此一語中的。
看來，這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理法天下。
【注釋】
[1]單元莊.中國私人資本人格.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5年版.
[2]悉尼?胡克.歷史中的英雄.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第11頁.
[3]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三聯(lián)書店,P3如錢穆所說，“皇帝是國家的唯一領袖，而實際政權則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國家的元首，象征此國家之統(tǒng)一；宰相是政府的領袖，負政治上一切實際的責任。皇權和相權之劃分，這常是中國政治史上的大題目”。
[4]1983年，美國人事總署署長艾倫·坎貝爾應邀來京講學，第一句話就是：“當我被邀來中國講授文官制度的時候，我感到非常驚訝。因為在我們西方所有的政治學教科書中，當談到文官制度的時候，都把文官制度的創(chuàng)始者歸于中國?！?/p>
[5]據(jù)兩《唐書》列傳所載，終唐一代，寒門庶族出身而拜相者為一百四十二人，而高門世族出身的拜相者為一百二十五人。
[6]阿諾德·湯因比.人類和大地母親.上海人民出版社,P529.
[7]漢文帝時即行次舉。
[8]即詩、書、禮、易、樂、春秋，又稱為“六藝”。 因《樂經》已失傳，所以通常稱“五經”?！傲嚒庇袃煞N，另一種為禮、樂、射、御、書、數(shù)。
[9]參見.科舉百年.P99.
[10]讀書.2014年第3期,P71
[11]商務印書館 ，1873年 P4
[12][13]尤西林.大學人文精神的信仰淵源.高等教育研究，2002.02期
[14]（美）傅鏗.知識人的黃昏.三聯(lián)出版社出版, 2013年.
【作者簡介】
單元莊，男，教授，現(xiàn)為西安朝華管理科學研究院院長，全國政策科學研究會副會長。
（責任編輯 馬穎超）
